​    1922年12月生，大竹县张家乡人。少时性情豪爽，仗义执言，以胆气和直率赢得了同伴的尊重。

    1942年春，陈尧楷离家赴渝，就学于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5年上半年，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安排，陈尧楷和徐永培、徐相应一道回到大竹山后，开始武装斗争的各项准备工作。

    1946年秋，陈尧楷回到张家场，邀约部分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决定开展武装斗争。他自己卖田买枪，还动员他的堂弟、侄儿、同伴购买武器。到1947年初，陈尧楷他们已拥有步枪20多条。他借用山地农民办“山王会”的形式组织农民，稍得闲暇，便相邀上山，练习枪法，熟悉地形，讲解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党组织关注着陈尧楷。早在育才求学期间，育才学校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易姐（廖易林）就注意到了陈尧楷。后来易姐通过江姐（江竹筠）向邻（水）大（竹）工委书记彭咏梧汇报了陈尧楷在育才护校斗争中的出色表现。1947年7月初，彭咏梧派共产党员胡正兴来到大竹张家场。几天之后，陈尧楷入了党。中旬，中共张家场特支诞生了，书记胡正兴，军事委员陈尧楷。根据川东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张家场特支在张家及邻近乡镇发动群众建党建军，积极开展“三抗”、“四抓”，很快打开了局面。

    与张家场一桥之隔的邻水护邻场，住着邻水县参议员包志明。他暗地里到大竹专署告密，并和护邻场乡长包益勾结在一起，带来特务，随时准备向陈尧楷下毒手。

    张家场特支召开会议，认真分析了包志明的种种蛛丝马迹，一致决定：“除掉包志明，给群众壮点胆，给其他乡、保长点颜色看”。9月30日，张家场特支派陈子侠、张毛子等，把包志明击毙在张家场街心，史称“张家场起义”。

    “张家场起义”震慑了敌人，也暴露了自己。10月9日，四川省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余富庠和保安副司令傅渊希命令保安七总队一大队会同邻水、大竹的警察中队“前往剿办”。保安大队和警察中队开到张家场，抄了陈尧楷、陈子侠和部分游击武装队员的家，砸缸摔钵，着实闹腾了一阵。胡正兴、陈尧楷把外来干部与部分游击武装队员拉到鸦雀口一带，分散隐蔽在农民家里，昼伏夜出，在敌人“围剿”的空隙中发动群众，建党建军。革命力量不仅未被消灭，反而更强大、更有战斗力了。

    这以后的一个时期，大竹县的党组织，统一由上川东第一工委领导。川东临委和上川东地委对张家场的武装斗争非常重视，先后派出了大批优秀干部到这里开辟工作，其中有邓照明、王敏等。他们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党的干部公开露面，开大会，教歌子，站岗放哨，有时还大办宴席。张家场特支书记陈尧楷，不顾个人安危，不惜倾家荡产，不怕熬更守夜，和大批本地与外来干部一起，奔波于张家、吉星、杨通、文星之间，发动群众，吸收党员，改造土匪，扩大武装，开展统战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这一带相继建立了党的杨通、石子、文星特支，拥有分别活跃在张家、杨通、吉星的三支小型游击武装队伍。大竹山后地区，一时期形成了中共地下组织的绝对优势，成为川东群众工作与武装斗争最好的一个典型。临委书记王璞视察张家场时，兴奋地赞誉道：“他们那里好像蒋管区的解放区！”

    国民党反动派容不下这块带游击地性质的“解放区”，一面不时“进剿”，一面拉拢邓如璋，妄图里外夹击，置游击武装于死地。此祸不除，不仅牛头寨的欧君良等无法存身，而且直接威胁着陈尧楷、徐相应两部，后患无穷。陈以文、陈尧楷乃邀约徐相应等议定：除掉邓如璋。1948年2月5日晚，陈尧楷率部到苏家沟与先两天集结在这里的徐相应部汇合，并通知欧君良也把队伍带出来打邓如璋的伏击。这时，江山霖、江达荣把在徐世极处看到敌人“进剿”张家场密令的事告诉了徐相应。几股小武装队伍的骨干乃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天亮前向内山撤退，由徐世万到文星通知徐世英，务必派武装在邓如璋回家的路上把邓干掉。

    傅渊希率领“进剿”部队于2月5日到达神合乡。当晚，傅渊希得到陈尧楷等100余人在麦地垭口集结的消息，乃令大竹警察局局长李叔怡于次日凌晨进击。

    2月6日凌晨，陈尧楷、徐相应、欧君良各部尚未开始行动，哨兵便发现了敌人。部队仓促应战，战斗打响了。陈尧楷派陈子侠、陈天文等掩护陈以文和几个女同志撤退，又把张占云、张毛子等调到身边，组织火力反击。敌人被压下去了，部队稳定下来。陈尧楷、徐相应遂指挥边打边往山上撤。数小时后，陈尧楷、徐相应、欧君良等逐步与敌人脱离了接触。至傍晚，傅渊希、李叔怡率队回驻石子，战斗结束了。游击武装队伍安全撤退，敌人一无所获。傅渊希恼羞成怒，乃令李叔怡率队“严密搜索”，并于8日亲赴垫江，和受命“清剿”张家场的国民党整编79师293团团长康泽厚面商“清剿”事宜。13日，由第十区竹梁垫邻各县“剿匪”部队统一组建的“堵剿纵队”和康泽厚团开到了石子区。他们在张家场、杨通庙、文峰寨、鸦雀口、牛头寨一带反复“清剿”，乱捕滥杀，到处呈现出一派恐怖气氛。陈尧楷、徐相应等一大批本地和外来干部，被迫撤离大竹山后区。陈尧楷和胡正兴、徐相应等隐蔽在大竹高家坝，和粟登政、粟绍波一道发动群众，建立秘密武装；4月初，他们又辗转到了广安，改名换姓，带领武装队员积极参与了广安观音阁特支领导的各项工作。

    1948年8至9月，华蓥山周围各县大起义相继爆发。

    8月12日凌晨，广安观音阁起义打响。由于镇长金友亮玩弄两面手法，使游击队原夺枪计划落空，起义军的领导人杨玉枢、陈伯纯等遂带领部队撤退。13日，该部在四方山大垭口与陈尧楷率领的独立中队会师；陈尧楷遂成了这支部队“实际上的军事负责人”。14日，部队向华蓥山进发。16日凌晨行至丁家山。当日午后，部队正在一个屋子里开会，突然发现已被包围。陈尧楷、王兆南率领十多个精干的武工队员边喊边打，边打边撤，迅速钻出了敌人的包围圈。他们在敌人屁股后面发起攻击，反把敌人夹在中间。敌人不知底细，四处溃逃；混战一场，敌人跑了。然而游击队也散了。清点一下，还有120余人，陈伯纯、刘隆华等几位主要负责人也和部队失去了联系。陈尧楷乃和王兆南、向杰栋把余下的部队集合起来，拉到桂花场稍事休整，后转移到光明寺，开了一个会，动员愿意回去的暂时回去，把多余的枪支埋起来，以后又在邻水千丘塝再 次整编队伍，仅留20余人枪。8月下旬，陈尧楷、王兆南、向杰栋把这支队伍带到张家场，在明月峡山麓中隐蔽起来。

    华蓥山起义爆发后，原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既感到发动其他地区起义配合条件尚不成熟，又觉得应该减轻华蓥山起义部队的军事压力。在进退维谷之际，邓照明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让已经打滥了、搞红了的大竹山后区陈尧楷、徐永培他们这两部分发动武装斗争来配合”。8月，邓照明在重庆买了三挺机枪运入大竹；以后，又陆续调去一批干部。9月中旬，邓照明在重庆召开会议，组建了广邻大山区党委和广邻大山区游击队，陈尧楷任党委书记兼游击队司令员，王群任副书记兼政委。他们在渠河以东、竹垫梁公路以西的广大山区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开展游击战争，很快打开了局面。但可惜，华蓥山地区的武装斗争很快转入低潮，山区党委和游击队处于孤军作战的困境。

    陈尧楷化名周毛儿，在竹垫梁交界处的天池山区开辟工作。他和徐永培、杨迅行等一道，一面改造王代甲的乡丁队伍，一面发动群众，扩大武装。一块以天池为中心，包括大竹八渡、明滩 ，垫江武安、沙坪、梁平回龙部分山区村镇的游击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1949年1月，邓照明到香港见到钱瑛，恢复了川东党组织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钱瑛指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川东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城市，不能再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主了；要搞，只能化整为零，小规模地活动，以牵制敌人，保存自己。根据这个精神，邓照明宣布撤销山区党委和游击队，另以大竹三条山脉划分活动范围，组建东山党委、中山党委和西山党委，各掌握一支小型武工队。陈尧楷任东山党委书记，刘继青任委员，他们掌握着一支二三十人，三四十条枪的武装工作队，出没在大竹张家、石子、四合和邻水护邻、兴仁一带。

    同年3月底，徐春轩带着党组织的指示找到陈尧楷，告诉他现在的中心任务是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武装斗争不能搞了，要撤，要划小；徐永培、徐相应他们要划小，杨迅行、王代甲那边也要划小。陈尧楷讲：划小可以，撤，不必；偌大一匹东山，打游击拖住敌人，最是好地方。国民党总不得拿扫帚扫、拿梳子梳、篦子篦！他要和国民党正规军较量。而以后，党组织已经无法和他取得联系了。

    5月底，国民党第七编练司令罗广文和大竹专署、大竹县政府全面部署“清剿”，国民党正规军罗广文部两个团、省保安二团一个营、第十区保安大队三个中队、县区保安部队以及乡保武装和被迫给敌人鸣锣敲梆的数万“民哨”，给大竹蒙上了一层血腥的恐怖气氛，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临着严重灾难。

    敌突击三营营长蒋冠群率部进驻张家场。时陈尧楷在张家鸦雀口的密林中，用板子搭了一个临时窝棚，带着游击队员观察动向，等待时机。蒋冠群在鸦雀口一带严密搜查，并枪毙了武工队的老房东陈怀生。风声一天紧似一天。陈尧楷将部队分成几股，分头撤离鸦雀口。陈尧楷、刘继青等打算往下石子转移。然而，遍地兵丁，民哨林立，围得铁桶一般。陈尧楷只得在鸦雀口一带忍饥挨饿，苦苦坚持。6月25日，地主陈吉光向蒋冠群密告了陈尧楷藏身的枇杷岩。蒋冠群欣喜若狂，立即倾巢出动， 围剿枇杷岩。

    陈尧楷把生的希望让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命令刘继青、刘尧明立即转移，他自己开枪吸引敌人；他砸了一支手枪，把另一支枪管衔在口里，扣动了扳机，饮弹自戕，壮烈牺牲。时年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