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名彭桂梁，曾用名彭陶、彭平等。1914年 7月生，大竹县二郎乡人。

    1927年考入大竹县立高等小学。1929年考入大竹中学，读新十二班。读高小和初中期间，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当是时，县立高等小学和大竹中学都有较为浓厚的革命氛围，各有一批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进步教师。在高等小学，早年在外地受过革命洗礼的进步教师文传隆热情宣传反封建思想；在大竹中学，共产党员教师张为铸不仅在学生中宣传共产主义，而且积极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在文传隆、张为铸前后相继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下，青少年时代的彭友今立下了救国救民之志，在完成学业的同时，投身于当时各种革命活动中，参加反日游行，上街发表演说，控诉日寇侵占东三省的暴行。

    初中毕业后，彭友今回到二郎乡，旋在石河小学教书。但是，那颗早已悸动的赤子之心，让他无法平静地站在讲台上；他要继续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寻求实现宏大志向之路。半年之后，彭友今踏上了北上求学寻路之旅，从此离开了故土。

    1932年夏，彭友今考入河北省立天津法商学院附属高中。这所学府，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母校，时任教员中有著名共产党人杨秀峰等。在时局变幻莫测的年代，这所学校的各种思潮激烈碰撞，波翻诡谲。入校甫始，彭友今有些不知所措；尤其是对国家主义派蛊惑人心的聒噪，彭友今一时难辨曲直，陷入迷蒙和彷徨之中。于是埋头读书，学业精进。后和杨秀峰相识。不时聆听杨秀峰教诲，师生情谊与日俱增，话题由学业而政治，而时局，而共产主义A、B、C，彭友今的思想豁然开朗，摆脱了国家主义派的羁绊，世界观发生较大转变。

    高中毕业后，彭友今考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受业于著名学者李达等教授。时在1935年。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至1935年，更发生了两件牵动国人的大事。一件是年7月有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一件是由日本一手策划的“华北特殊化”。山河破碎，举国受辱，国人奋起抗争，青年学生更是义愤填膺，热血沸腾，发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容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呐喊。北平党组织和北平学联审时度势，一致决定发动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反对“华北区域自治”，抵制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东北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院校和部分中学学生涌上北京街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由此爆发。已于是年11月加入共青团的彭友今，作为北平大学学生会负责人，组织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生参加了“一二•九”运动，以后被推选为法商学院学生会主席并参加北平学联，继续参与领导“12•16”运动。他自己在“一二•九”运动中经受了历练，接受了考验，于1936年7月由团转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彭友今参加了由“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组成的南下宣传团，经天津、烟台、济南，抵达南京。后因南京形势险恶，遂根据党组织安排到了西安，组织关系亦转到中共陕西省委。

    在西安，彭友今一面在内迁到西安的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学习，一面参加西安的学生运动，在民先西北部队参与负组织领导之责。1937年底，中共陕西省选派彭友今到延安，参加抗大第三期第一大队游击干部训练班。抗大在培养党和红军的高级干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办到第四期，由各地选送到抗大的学员人数陡增，多达4000余人，原有的师资力量明显不足。党中央乃打破“不是参加过长征的不行，没有到过苏联的不行，没有参加过斗争的不行”之惯例，决定从已在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中选调部分人员，先开办教员训练班，然后分配到抗大各大队担任教员。彭友今亦在其中。在教员训练班结业后，彭友今被分配到抗大第二大队，先做政治教育干事，稍后登上抗大讲台，讲授政治经济学。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无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彭友今自己编写讲义，先后讲授了《货币转化资本》、《通货膨胀》等专题，具体阐释《资本论》的相关章节。因学员人数太多，校舍紧张，抗大第二大队迁到了瓦窑堡。第二大队长苏振华，政委胡耀邦。彭友今的工作态度和理论水平得到了胡耀邦的认可和欣赏。

    在抗大任教两期以后，彭友今被派到中共陕西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科长。彭友今除参与组织领导宣传部对群众宣传、开办宣传干部训练班等事项外，还参与编辑党刊《西北》，并不时为《西北》撰稿。

    1939年底，党中央派彭友今到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初到南方局，由董必武直接领导。董必武先后三次和彭友今谈话，大意是要求彭友今广交朋友，转入地下，做统战工作。尔后，根据董必武的安排，彭友今到《时代新报》，以此为职业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领导和联系彭友今的先后为潘梓年、徐冰、许涤新。以后又到了适存高级商业职业学院。1942年11月，因叛徒突然出现在重庆并四处搜捕彭友今，彭乃转移到泸县，社会职业为大同实业公司协理，住蒋燕家。和地方党组织不发生横的联系。

    1944年夏，彭友今回到重庆，从此开始了他的统战工作生涯。他的社会职业是《商务日报》总编辑、主笔，一度主持该报笔政。此外，彭友今还应聘到西南学院做兼职教授，又是合记炼油厂厂长。总编辑、主编和教授、厂长这样的头衔，为彭友今从事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提供了方便。

    这期间，彭友今相继接受过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重庆市委的领导，一直担任南方局和四川省委的统战小组组长，其间因上级组织关系的更迭又来不及交代组织关系，彭友今两次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又相继得以恢复。
在重庆从事统战工作，彭友今的主要职责是联系党派和团体，帮助其建立和发展组织，推动各项政治活动的开展，争取他们赞同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开初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共同反对国民党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当全面内战爆发以后，则力促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共同反对内战独裁，共同坚持和平民主。彭友今先后联系的党派和团体，主要有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九三学社、中国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有的是参与其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如在“小民革”中负宣传和组织之责；有的是做内部联系工作。应该说，这些党派团体的历史上，有彭友今付出的艰辛和建树的业绩。

    在建立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过程中，在和平民主的大潮里，彭友今和他所联系的党派、团体风雨同舟，共同战斗，演绎了一幕幕英勇悲壮的话剧，也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较场口事件”；包括隆重举行李公仆、闻一多烈士追悼大会；包括和邓初民等8人联袂署名致电蒋介石、毛泽东；包括组织重庆抗议美军暴行活动；包括发起组织“重庆人民和平促进会”；包括反对中美商约等等。

    重庆解放的前夕，彭友今又根据中共川东地下组织的统一部署，到工厂、到学校、到机关，参与领导了一系列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彭友今继续留在重庆，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党派处长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检察委员会委员双重职务，同时还是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中国理事。他精神焕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参与各项工作，帮助在重庆的各民主党派恢复和发展，在“五反”运动和土地改革中助推建立“五反”统一战线以及反封建统一战线，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和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54年底，西南局撤销，彭友今随调中共中央统战部，自此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彭友今一直在中央统战部党派处工作，相继任副处长、处长；“处”改“局”后任局长。他勤勉职守，和各民主党派保持密切接触，适时掌握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状况和动态，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顿和发展，向各民主党派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和团结各民主党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在那个时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彭友今受中央统战部的派遣，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努力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依据，企图确保各种政治运动按照党中央的要求运行。在整风和反右派运动中，他到上海调查研究，目的在于提出一个划分右派的标准；在“拔白旗”运动中，他到杭州调查，旨在向中央反映知识分子的状况；他努力倡导“神仙会”，并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宣传“神仙会”的积极意义；他还带队到山西省崞县劳动锻炼，出任该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在1962年至1964年的批“三风”和批修正主义运动中，他也热情高涨，如此等等。在从事统战工作实践的同时，彭友今注重统战工作经验的总结和统战理论的研究，并且以很高的兴致宣传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多次向国际友人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多次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讲授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政策。彭友今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带着各个时代的历史印记，表现出了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可贵的探索、进取精神。

    “文化大革命”中，彭友今受到冲击，一度“靠边站”。恢复工作以后，先后担任统战系统沙河五七干校校长，中央统战部业务组负责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努力恢复统战工作的正常秩序。

    1977年，彭友今出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进入中央统战部领导层。他参与领导统战系统的揭、批、查运动，力主批判“两个凡是”，多次提出深入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为迎接和开创统战工作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不遗余力。

    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同样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十分迫切和艰巨的任务。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以非凡的胆力和魄力带领全党打响了这一战役。彭友今参与领导了统战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取得显著成绩，得到党中央的肯定。他直接抓了两件大案。一件是国民党中将副军长刘万达案，另一件是曾钰衡案。这两件案子都非常棘手。彭友今经过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使这两件案子得到圆满解决。1980年6月26日，胡耀邦在一份批示上写道：“友今同志：这两件事办得很好。但对党外人士落实政策还有很大尾巴，意见很大，建议统战部广泛同党外人士接触，请他们开名单，开一个查一个，落实一个，一切工作一定防止一般化和抓而不紧。”

    1978年，彭友今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后又被中央任命为中共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副书记。彭友今恪尽职守，得到了领导和同仁的好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参与了政协章程的修改工作，为新时期人民政协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1983年6月召开的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彭友今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秘书长，稍后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根据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会议的分工，政协全国委员会日常工作由彭友今负责。他不顾年事已高，夙兴夜寐，宵衣旰食，任劳任怨，为政协全委会、常委会、主席会议、秘书长会议等各种体制例会的召开，会前会中会后都付出了艰辛，倾注了大量心血。如机关建设、后勤管理、干部选配等等日常工作，无论巨细，彭友今都事必躬亲、劳精费神。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年老多病，彭友今还专门前往广州看望并汇报、请示工作。

    政协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同样繁重而艰巨。1983年9月26日，胡耀邦在一个批示上明确指出：“……政协主席、副主席多半年老，要思虑的国家大事又多，因此，要由政协实际办事的同志切切实实抓，要由彭友今同志牵头。”之后，全国政协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秘书长彭友今任主任。落实政协委员政策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组成6个调查组深入全国各地检查督促。彭友今既牵头又亲自带队前往西南各省，一个人一个人、一件事一件事地抓。至1985年，政协委员中需要落实的人和事基本得到解决。

    这期间，彭友今还牵头承办了几件同样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一是创办《人民政协报》，该报于1983年4月6日面世；二是恢复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央社院创办于1956年，1965年停办后于1982年恢复；三是主编《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卷，《当代中国的人民政协》于1992年9月杀青付梓。

    1985年10月，彭友今主动递交辞呈，辞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职务。旋任全国政协提案工作委员会主任；1988年3月全国政协第七届第一次会议后，被任命为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时彭友今已年过七旬，却激情未减，风采依旧，为开创政协工作的新局面，为提案征集、办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而不遗余力。

    卸下秘书长重任后，彭友今有了更多的时间调查研究，撰写回忆录，从事社会公益活动。曾到江苏、福建、河北等地考察政协工作，尤其督促检查政协提案办理工作，沿途发表的重要讲话多被当地领导机关印发；出任全国城市卫生检查团一团长到天津、上海等地检查指导城市卫生工作；相继撰写并发表了《重庆十年》、《风雨忆同舟》等回忆录，撰写并发表了缅怀邓小平、邓颖超、胡子昂、郑代巩的文章。在政协工作理论研究方面也颇有建树，有多篇文稿见诸报刊。他还担任了中国最大的综合性民间文化社团华夏文化研究会会长，并以88岁高龄出任该会名誉会长。为纪念抗大成立50周年、60周年；为继承李大钊母校同时也是自己母校河北法商学院的革命传统，彭友今四处奔走呼号，旨在鉴戒和传承。彭友今垂暮之年，堪称晚霞照天。

    2005年2月21日，彭友今病逝于北京，享年91岁。《彭友今同志生平》为其定论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优秀领导干部。”